严重老龄化、医护短缺,“散装”德国如何硬核抗疫?

互联网 创业 2020-04-02
资讯 最新 号外 时间线 文集 24小时 Pro会员 Pro会员介绍 全部专栏更新 活动投稿严重老龄化、医护短缺,“散装”德国如何硬核抗疫?2020-04-02 15:26严重老龄化、医护短缺,“散装”德国如何硬核抗疫?严重老龄化、医护短缺,“散装”德国如何硬核抗疫?腾讯新闻原子智库关注

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扩散以来,德国一直以其超低的病亡率——本周翻了一倍之后才飙升到1%——而格外引人关注。

众所周知,德国医疗体系硬核、医疗技术强悍,无论是重症病床、还是呼吸机等医疗资源的人均拥有量都是国际一流,但如果仅仅归因于这些,那对德国抗疫的理解就太简单化了。

事实上,作为严重老龄化、长期存在医护人员缺口的国家,德国本身的防控工作并不轻松;同时,作为联邦制国家和欧盟火车头,德国疫情防控中既需要协调各州和联邦,还需支援奥地利、意大利、法国等友邦。

那么,德国究竟是如何抗疫的?又何以在拥有优势医疗资源、尚可支援友邦的情况下,确诊病例数还突破7万人大关?联邦和各州政府在抗疫过程中又是如何分工协作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原子智库-腾讯新闻,,本文作者:张诗侃 , 编辑:杨溪,头图来自:IC photo。

自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11日宣布COVID-19成为全球大流行病以来,已经过去了近3周,全球累计感染人数超过85万,并且还在不断上升中。

在中国已有效控制疫情、开始全面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时,欧洲和美国成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的中心。

不过,德国以其最低的病患死亡率而格外引人瞩目:截至3月31日24时,德国累计感染人数70985人,而死亡人数只有702人,占比仅1%。

德国政府采取了怎样的抗疫政策和措施?德国人对自己的医疗卫生体系为什么那么自信?其为何能接诊邻国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对于“戴口罩”、“停课”、“封城”等中国人普遍关注的话题,德国人的关注点和我们有何不同?本文将一一为你解答。

从被“控制”的个例到迅速蔓延的疫情

德国首例新冠病毒患者被确诊,是1月27日在拜仁州,德国迅速采取了检测和隔离措施。到2月7日,德国感染人数升至14人,但都是由“1号”病例造成的可溯源的感染病例,确诊病人被要求居家隔离。

后续一段时间,德国并无病例增加。这时候,不论是政府还是民众,大都认为疫情和自己无关,在拜仁州出现的只是个例,且被迅速有效“控制了”。

2月是德国中小学的寒假,也称春假,很多学校都有组织学生去意大利北部滑雪的传统。而不巧的是,意大利北部的疫情在2月21日已经开始快速扩散,伦巴第大区在21日和22日分别突然新增16个和60个病例,且出现了第一个死亡病例。

之后,意大利北部成了此次疫情的重灾区。2月底开始,这些前往意大利北部滑雪的德国学生及其家人,开始陆续结束休假返回德国各地。

不仅如此,雪上加霜的是,每年2月在德国还有一年一度的狂欢节系列活动。其中,2月24日的“玫瑰星期一”花车大游行,仅科隆一地就有超过12000人参与游行,而围观的民众更是来自全德甚至欧洲各地,数十万观众聚集在一起庆祝狂欢节。

除了科隆、杜塞和美因茨这3个城市有大型花车游行以外,德国很多其他城镇也都有自己的狂欢节游行等一系列文化活动。

这些活动都有一个可怕的共同点:大型群体性聚集。尽管意大利的疫情在2月21日已经开始扩散,但德国政府并没有叫停以上任何活动。

直到2月26日晚,德国卫生部长施潘才发表声明,承认德国正处于新冠病毒流行初期,并表示疫情已经扩散到各地。他认为,卫生当局已无法有效追踪所有病患,未来疫情还会持续扩散。

从2月23日起,由于德国北威州狂欢节的人群密集活动造成了社区传播,德国疫情开始暴发,感染人数开始直线上升。

2月28日,德国已有6个州出现确诊病例,总数达55人。德国疫情的暴发地冈格尔特镇宣布“封城”,商铺关闭,超过1000人被要求居家隔离。但此时,正如德国卫生部长施潘所说的那样,疫情已无法控制,蔓延已是必然。

3月4日,德国政府出台“口罩出口禁令”,3月7日“拦截”了运往瑞士的口罩,之后又改口称并非“禁令”,而是“限制令”;并在欧盟压力下于3月12日修改了该条法令,认同欧盟境内的医疗物资运输不应受到限制。

3月8日,德国卫生部长施潘建议各州取消超过1000人以上的大型公共活动。但就在当日,德国各地妇女节游行依然如火如荼。

在他提出建议的前一天,德甲热门球赛门兴格拉德巴赫主场对阵多特蒙德在普鲁士公园球场举行,该地距德国的疫情暴发中心冈格尔特镇只有不到50公里。

尽管事前德国联邦卫生部下属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强烈建议球赛应该取消或者至少应限制入场观众数量,但主办方和当地政府认为,球赛的观众应该对疫情有自己的判断,他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来观看比赛。

而据报道,当天至少有超过50000球迷从全德各地前来观看了比赛。

而在施潘提出取消大型活动建议的第二天,德国巴登夫腾堡州的曼海姆市就举行了一场999人参加的音乐会。也正是这一天,即3月9日,德国确诊人数突破了1000人。

3月13日,世卫组织宣布欧洲为“疫区”,德国疫情加速蔓延。拜仁州开始要求中小学及幼儿园停课。

3月15日,德国宣布实行边境管控,部分封锁了其与瑞士、奥地利、法国、丹麦和卢森堡的边境。

3月17日,德国境内确诊人数突破10000人。3月1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号召民众严肃认真对待,一致积极抗疫。

3月20日,德国境内确诊人数突破20000人,拜仁州宣布21日起施行“封锁令”,即出行限制。而在此前的3月16日,该州率先宣布全州进入“灾难状态”。

3月22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与各州达成一致,颁布全德范围内的“封锁令”,即“人际接触限制令”,而并非之前舆论一直讨论的“禁足令”。

根据该法令,全德禁止室外公共空间超过2人以上的聚集活动;禁止在公共场所或私人居所内举行派对;公共场所人际距离保持至少1.5米;关闭餐厅、理发店、美容院等经营服务场所,医疗服务以及餐厅外卖服务除外;除上班、参与救护、采购、就医、参加会议或考试等必要日程,以及帮助他人、个人户外体育活动及其他必要活动外,不允许外出;禁止举办活动和集会,包括宗教仪式、婚礼和葬礼。由此,德国进入全德“软封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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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疫情发展图/

3月23日,德国政府宣布了一揽子经济纾困计划,追加总额为1560亿欧元的补充预算,以缓解新冠病毒疫情的负面影响。

由以上时间线和重要事件可以看出,德国政府初期对于疫情的反应是迅速的,一旦发现疑似迅速检测,并且针对确诊病例立即采取一定的隔离措施。

但由于对疫情的发展估计不足,加之疫情发生后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以及限于其国情和体制,并没有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最终疫情在德国全面暴发、迅速蔓延。在疫情暴发后,德国政府开始转变态度,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政策,并号召民众共同积极抗疫。

放弃严防死守,转入可控的“群体免疫”

根据德国卫生部长施潘、德国罗科所所长维勒以及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所长德罗斯滕教授在公开场合的发言可以看出,德国医卫界在中国疫情尚处于暴发初期便开始关注新冠病毒,并在第一时间展开了对病毒的研究。

德罗斯滕教授在1月17日就研发出了新冠病毒的检测方法。德国政府针对新冠疫情的对策是:拖延。

即蔓延不可避免,但应尽力使被感染人数尽可能平缓增长,在保证本国医疗系统不至于崩溃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平稳运行,为专家争取时间研制特效药和开发疫苗。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群体免疫”政策。其实,德罗斯滕教授在2月28日的一次公开发言中就表示,“德国将会有大概60-70%的人会被感染新冠病毒,只是我们不知道在未来多长的时间内”。

这一说法之后也在不同场合出现,并被德国总理默克尔在3月11日的公开讲话中引用。再后来,这一说法被更具体到“在未来两到三年内”。

德国的应对策略本质上也是“群体免疫”的一种。只是不同于英国政府初期的“完全不抵抗政策”,德国强调的是尽可能使病毒的蔓延可控,且要保障医疗系统的正常有效运行——为此,也是要上一些“手段”的。

但和中国的积极抗疫措施相比,德国的策略更像是迅速放弃对病毒的抵抗、放弃了阻止病毒蔓延的阵地,而采取了战略撤退,进入漫长的拉锯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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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蔓延控制模型/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德国在中国暴发新冠病毒疫情初期就开始了对病毒的研究,为什么还是没有打好抗疫第一仗,而是直接就撤退了呢?

这就得说回到德罗斯滕教授了。德国由于其特有的国情和体制,在防疫问题上,政府决策很大程度需要咨询参考专家学者对于病毒和疫情的看法和判断,再综合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考虑。

作为德国顶尖的病毒学家,也是2003年SARS病毒的共同发现者之一,并且研发出了SARS病毒诊断方法,德罗斯滕教授是德国政府重要的咨询对象之一。

自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以来,由于他常在媒体上就此发表言论,被德国民众熟知。而在中文社交媒体,他也常被称作“德国钟南山”。

可是这个“德国钟南山”给政府和公众传递的信息,却不乏闪烁其词,甚至前后矛盾。

疫情在中国暴发时,德国媒体就频频做过相关报道,德罗斯滕教授是各种新闻节目的座上宾。在公开场合和各类新闻节目中,他提出了不少诸如:

“应该感谢中国,中国采取的措施为世界争取了至少一个月时间”,

“试图通过被传染来获得免疫力以及大量囤积货物都是不负责任的自私行为”,

“德国应叫停大型足球赛事等超大型活动”

以及其他正确观点,也有让民众理性看待、不要过度恐慌的正面作用。但他初期的另一些观点,如:

“新冠病毒与流感病毒类似”,

“只有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才会感染”,

“年轻人即使感染也是轻症”,

“戴口罩并不能保护自己,只能保护别人”,

之后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他在陈述观点时,不时拿起科学严谨作挡箭牌,多次强调病毒和疫情是会变化的,以及他的结论都是基于当下的数据做出的判断等说辞。

针对他的那些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观点,他在之后的其他采访中曾多次改口,并表示这是根据当下的信息做出的判断。

随着疫情的发展,对德罗斯滕教授的评价也在转变。越来越多的媒体、专家学者和社会舆论开始批评他在疫情初期的错误观点和判断,作为一个政府和民众都极其信任的专家学者,他不应该在应对疫情时带有包裹着“学术严谨”外衣的“傲慢”,致使德国在抗疫初期错失了控制住疫情的最佳时机。

并且由于他广泛的个人影响力,让错误的观点在社会舆论中传播了近2个月,这让整个德国社会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给之后的抗疫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尽管疫情在德国迅速蔓延,但庆幸的是,德国政府也开始了更为积极地抗疫,接连实行了多项举措,并表示会根据实际效果再做出调整。很多专家都表示,这场“抗疫战争”在德国才刚刚开始。德国政府和民众对战胜病毒自始至终都充满信心。

德国的自信:硬核的医疗系统

一个国家的疫情防控,首当其冲就是对于其医疗卫生体系的考验。到3月31日为止,即使周边国家“损失惨重”,德国的“战绩”依然证明了其医疗卫生体系经受住了疫情的冲击,这无疑也给了政府和民众巨大的信心。

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按照福利国家理论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早在1883年就开始有了法定医疗保险制度。

现在的德国,基本实现全民医保,人们并不需要担心看病的费用问题。具体到新冠病毒的检测费用,德国卫生部长施潘和德罗斯滕教授分别在不同场合表示过,德国早在疫情最初期就已经将病毒的检测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畴。

不仅如此,德国政府也在第一时间明确:允许各类私人机构或者医药公司实验室对病毒进行检测。这和美国只允许通过疾控中心来进行统一检测的方法非常不同。

德罗斯滕教授还补充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这类检测都是“有利可图”的——这也刺激了私人机构进行检测的积极性。根据德国罗科所发布的消息,德国的检测能力已从之前的每周16万份增长到现在的每周50万份。

德国和大多数欧美国家类似,实行分级诊疗:即一般情况下,病人需要先在家庭医生处接受第一次诊断,如果有需要再被转诊到专科医生处接受进一步治疗,病人一般不直接前往城市的大医院就诊。

在疫情发生初期,政府便公布了相应的就诊指南,引导公众,如果有疑似症状,需要先电话联系自己的家庭医生,再预约做病毒检测,避免了患者或疑似患者直接到诊所甚至大医院造成交叉感染,有效减少了病毒传播。

德国有着超过7万的感染确诊人数,却只有约1%的死亡率,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德国硬核的医疗系统。德国的人均医院病床数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平均每1000人有8个床位;在意大利,这个数字是3.2。

另据罗科所的数据,德国有超过1160家有重症监护床位的医院,总计有超过28000张重症监护床位,其中90%配备有呼吸机。虽然不是所有的重症监护床位都马上可以使用,但至少约20%可以提供给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德国卫生部也在应对疫情的初期便要求各大医院做出应对方案,尽可能推迟非紧急手术,并增加至少50%的重症监护床位以及紧急采购了10000台呼吸机。

按照披露的计划,德国会将重症监护床位增加到40000张,并且保证其中30000张是有呼吸机的床位,以更好应对未来的疫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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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德重症病床使用情况/

和疫情重灾区邻国意大利相比,德国每10万居民平均有超过30台呼吸机可供使用,而意大利只有12.5台。同为欧洲大国的英国和法国,根据其官方消息,当前配备有呼吸机的重症床位也只有约5000余张。

此外,根据德国重症医学会给出的最新数据,德国目前可供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使用的人工肺机器总数为374台,正在被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使用的数量为73台。

德国病患死亡率低的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原因则是,70%的德国确诊患者年龄在20-50岁之间,患者年龄中位数为48岁,大多数只是轻症或者无症状患者。

而新冠病毒疫情死亡率最高的意大利,确诊患者的平均年龄高达66岁,患者年龄中位数一度达到81岁,超过58%的患者是年龄超过60岁的老年人。

虽然德国有着非常硬核的抗疫硬件和体系,但是它也有自己的缺陷和棘手的问题。

首先,德国医护人员长期短缺。德国的医院至少还有17000个护士职位和3500个医生职位是空缺的。针对此问题,德国联邦政府之前也要求医生尽可能取消近期的休假计划,并且号召全德今年即将毕业的医学院学生加入到抗疫一线。目前,已经接到了很多志愿者报名。

其次,由于疫情首先发生在中国,而德国的很多医疗防疫物资都是在中国生产的,这使得德国现阶段库存的医疗防护物资严重不足。德国政府和企业也针对这个情况迅速做出了反应。

例如,3月初德国修改规定,允许药店自制消毒类产品向公众出售;一些知名日化企业如拜尔斯道夫,也在最短时间内调整了生产线,做出了达到医用标准的消毒产品供给市场。

随着中国的全面复工复产以及医疗物资对外出口的增加,相信德国医疗防疫物资的缺口会越来越小。

最后,伴随着确诊人数的不断快速增加,德国患者的死亡率也在快速上升中。

从3月25日的0.55%,到3月28日的0.73%,再到3月31日的1%,短短一周内死亡率就将近翻了一倍。

造成死亡率快速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近期德国多地陆续出现老人院或者护理院的集中感染事件。其中,德国沃尔夫斯堡的一家养老院中有一半的人被感染了新冠病毒。

德国卫生部长施潘表示,目前德国因新冠疫情而占用的医疗资源已经超过了50%。即使考虑到德国医疗系统目前的扩容应对措施,如果短期内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那么德国很可能也会出现医疗挤兑,从而造成更高的死亡率。

德国为何不封城

从德国抗疫初期开始,国人就很关注德国类似“戴口罩”“停课”“停工”“封城”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留德华人也不断向德国人普及戴口罩的好处,以及焦急地等待停课封城的政府决策。

对于这几个热门关键词,德国媒体和舆论早在我国疫情暴发时就展开了讨论。由于初期部分德国专家学者的言论,德国民众对新冠病毒产生了错误认识,讨论的焦点更多也和疫情本身无关。

直到后期意大利疫情暴发,随后疫情在德国迅速蔓延,德国民众才开始真正讨论对待。

关于停课:不同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德国的老人大多是单独居住,而抚养子女的责任通常也不会交付给祖父母,于是德国民众关心的问题是,如果停课,谁带孩子?即使大多数德国公司本来就有员工在家办公的可能性,但孩子在家,家长居家办公的效率又如何保证?

对于疫情期间特别需要的行业,例如医护、警察、物流运输、超市员工等行业的父母,更是陷入两难。而且疫情刚开始时,正是德国期末考试的时候,不论是学校还是家长,都不希望在此时暂停孩子的学业,而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上学、完成考试。

德国社会进行了超过1个月的充分讨论,直到3月13日,拜仁州第一个宣布了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停课决定。随后,其他州也陆续出台了类似规定。

关于停工:德国各大媒体也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邀请行业协会会长、企业主和员工代表共同就停工事宜进行商讨。鉴于长时间停工会导致中小企业现金流断裂而破产,雇主也不得不解雇员工导致员工失业,德国采取的政策是短工津贴制度。

即雇主保留员工的工作岗位,但根据实际工作量与员工协商缩短合同工作时间,实际上等于减少工作时间、也减少薪水;而员工薪水减少的部分,则由政府劳工局支付 “缩短工时补贴”,其额度为相应工资的60-67%。

关于封城:德国也进行了充分且深入的讨论。德国的居民并非居住在一个个小区里,而是相对分散独立居住在城市各处的楼房里,没有小区,更没有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

加上德国是一个极端老龄化的社会,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21%,其中三成以上的老人独居。那么,像中国那样的封城,德国是没有这样的微操作能力的:谁去管控?谁又去给那些老人送菜送饭?

尽管如此,德国政府和舆论还是在第一时间向民众普及了如果要进行类似封城的操作所依据的法律基础。德国有专门的传染病防治法规范在传染病暴发的情况下,必须和应该采取的措施。

而政府也被联邦基本法和传染病防治法赋予了在紧急情况下所能拥有的权力,只是在一般情况下,联邦政府不轻易宣布紧急状态而启动这些法律。

现在,政府颁布的全德范围的“人际接触限制令”,本质上是一种“软封城”政策,需要民众高度的配合。但根据德国政府最新的数据,德国目前平均每人每天的接触人数依然超过4人。甚至还有媒体爆出,有被确诊的轻症患者在被要求居家隔离的情况下依然出门购物。

专家表示,只有当平均每人每天的接触人数少于3人,德国的疫情拐点才可能到来。由此看来,德国现阶段所实行的“软封城”政策正经受着极大考验,如果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德国政府很可能在未来实行更严厉的“硬封城”措施。

关于戴口罩:德国舆论一开始对戴口罩是一边倒的拒绝,不仅政府和专家说戴口罩没用,还说口罩只能保护病人不将病毒传染给别人。

在忽视了病毒潜伏期也具有传染性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德国社会视戴口罩的人为病人,甚至认为是新冠病毒携带者,进而另眼看待,甚至发生了一些歧视戴口罩者甚至侮辱殴打戴口罩者的恶性事件。

德国人对戴口罩有如此误区,主要源于:

一是对病毒的错误认识,对疫情的不了解和不重视;

二是专家学者认为民众大概率不会正确佩戴口罩,在无法正确佩戴的情况下,口罩的实际效用就更低了;

三是市场上口罩存量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如果要求民众戴口罩而市场又不能提供给民众足够的口罩,那么必然引起社会恐慌,还会进一步挤兑已经捉襟见肘的医疗防护资源,导致医务人员没有防护用品,进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如今,随着疫情暴发以及民众认知的变化,德国公共场所戴口罩人也开始多起来了。德国的一些专家包括德罗斯滕教授都表示,口罩具有防护效果,推荐民众自制口罩以保护自己。

3月31日,德国耶拿市成为第一个颁布“口罩强制令”的德国城市,要求市民在耶拿的商店、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建筑物内都必须佩戴口罩。考虑到口罩短缺的现状,市长表示,用毛巾或围巾捂住口鼻也是可以接受的。

饶是如此,德国各大媒体对于“口罩强制令”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散装”德国:联邦和各州的分工与协作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根据联邦德国基本法的规定,联邦政府与16个联邦州各司其职。一般来说,联邦政府主要负责外交和国防等事宜;而内部安全、文化教育、医疗、经济和地方的行政管理,都归联邦各州自己管理,其法律和政策也由各州议会和政府自行制定。

因而,德国疫情防控的首要职责是由各州卫生部门承担,联邦卫生部及其下属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仅提供指导性建议以及协调防疫中的跨州事务。

各州根据联邦政府及罗科所的建议、结合本州自身情况,制定针对疫情的检测、隔离、收治等相关事务的政策。

也正因此,诸如停课,封城等重要决定,都需要各州的内政部、教育部等根据本州情况自行决定,联邦政府一般情况下无权干涉。

例如,拜仁州最早,在3月13日就宣布了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停课决定;而疫情最严重的北威州则是在3月17日才做出类似决定。

德国一共有16个联邦州,各州应对疫情都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制定政策,所以称之为“散装”德国,也不过分。

虽然如此,联邦德国基本法也规定了,在特殊情况下,联邦政府也有权力越过州政府直接指挥和发布号令,甚至调动联邦国防军。

而且,联邦法的优先地位是高于州法的。只是到现在为止,德国联邦政府尚未动用相关法条行使联邦权力,而是积极协调各州在抗疫政策上保持一致、积极应对。

在疫情暴发后,联邦卫生部和联邦内政部牵头在柏林成立了多个部门参与的危机处理小组,并制定了多项防疫措施,包括:更加严格的入境健康申报,针对重点医疗物资的进出口限制规定,为医院集中采购医疗物资和防护装备,呼吁取消超过1000人的大型活动等。

联邦卫生部长施潘也积极协调全德国的17万家私人诊所、2万家药房、2000多家医院和1.4万家护理机构,以确保他们及时获取疫情信息。

援助欧洲其他国家

德国作为欧盟创始成员国,更是欧盟经济的火车头和各项政策的积极推动者,毫不夸张地说,欧盟的第一把交椅非德国莫属。

现在疫情在欧洲肆虐,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瑞士等国都相继遭遇巨大压力,其余欧洲国家也都纷纷告急。德国这个顶梁柱在欧洲抗疫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谈到这个话题,首先让人想到的是一个让德国政府“颜面尽失”的报道。德国3月4日出台“口罩出口禁令”,规定不得出口口罩、防护服等紧俏医疗物资。

3月7日,德国海关“拦截”了一辆满载24万只口罩的开往瑞士的卡车。不久,这个消息便得到了德国联邦政府经济事务秘书处(SECO)发言人迈恩费施的确认。

他还透露,这种拦截“并非个案”。这件事之后不断发酵,上升到了外交层面,瑞士政府就此事正式召见了德国驻瑞士大使,要求立即放行瑞士的物资。

就这样,德国先是在新闻发布会中改口称并非“禁令”,而是“限制令”,称只是加强管理,已经在和瑞士方面协商,会尽快解决。最终,这些物资都被德国海关放行。

并且,德国在各方压力下于3月14日修改了之前的“口罩出口禁令”,认同欧盟境内的医疗物资运输不应受到限制,同样不受限制的也包括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包括挪威、冰岛、列支敦士登和瑞士。

除了这个负面消息外,德国政府其实是坚定的欧盟维护者。德国政府主动推动欧盟在3月10日宣布了一项总额为250亿欧元的应急预算。

考虑到德国是欧盟的经济支柱,也是欧盟的“纳税”大户,这笔钱很大一部分可是实打实出自德国的钱包。

不仅如此,德国政府还同意接收70名来自意大利和50名来自法国的重症病患,以缓解其医疗压力。3月19日,德国政府组织了约7吨物资运往意大利,并表示这只是第一批,后续还有包括呼吸机、口罩、防护服等紧急医疗物资会陆续援助意大利。

同样接受德国援助的还有奥地利、罗马尼亚、瑞典和瑞士等国。德国耶拿大学医院还将派遣一支医疗队携带呼吸机,前往意大利支援。此外,德国在其海外撤侨计划中,在有余力的情况下也会兼顾欧盟其他国家公民回国的需求。

对于德国对欧盟其他国家的援助行为,德国民众大多表示支持:

一是因为德国作为欧盟顶梁柱,民众普遍认为这是德国应该承担的责任;

二是德国现阶段医疗资源并未饱和,例如重症床位和呼吸机等资源尚有富余,民众也并没有觉得本国资源受到挤兑,并没有反对的理由。


结论:现在,每一分钟对德国都至关重要

尽管初期德国由于其隔岸观火事不关己的态度和对病毒相关信息看法疏忽,加之德国体制和国情的现实局限性,导致其没能在疫情最开始就抑制住病毒的扩散。

丧失了先手机会的德国,在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为全球大流行病之后,才开始正视疫情并积极应对。

除了现有的各项措施外,德国政府也表示会根据这段时间的疫情发展结果来制定下一阶段的应对方案,不排除会采取更加硬核的封城措施以及通过修改传染病防治法的具体内容赋予联邦更大的权力来应对疫情。

德国确诊人数依然在快速上升,现有的重症病床也将很快被占用,加之德国近期出现的老人院的集中感染也给德国政府敲响了另一个警钟,德国的抗疫战争才刚刚开始。

如果把疫情当作一场大自然对于人类的考验,那么和中国不同的是,德国有自己独特的“解题思路”。秉承其一贯的严谨思维,德国总是希望能够将一切都计划好,并且用一个对经济、社会都影响最小的方案来应对突如而来的汹涌疫情,然而也慌乱地忽视了飞速流逝的时间。

现在的每一分钟,对德国都至关重要。因为每一分钟都可能是一个生命的逝去,也可能是一个生命的拯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原子智库-腾讯新闻,本文作者:张诗侃 , 编辑:杨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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