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阻止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纳粹德国如何进行多边外交博弈?

互联网 历史 2020-06-29

摘要:如果说英国的态度能够影响到德国能否再次实现“一次切一片”的如意算盘,那么,能否中立苏联,则牵涉到德国能否在攻打波兰乃至法国时,避免“两线作战”的梦魇了。

为阻止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纳粹德国如何进行多边外交博弈?

《第三帝国史》

郑寅达 陈旸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年6月版

1939年3月8日,当侵吞捷克斯洛伐克残存地区的长剑正在蓄势待发时,希特勒再一次向国内高层人士透露自己下一步的侵略计划。当天,他在柏林召开军界、经济界和党的重要人士会议。会议首先讨论某些经济和劳动力问题,随后是希特勒讲话。

他一开始就说:“四年计划是最后的一着棋,德国人民的现实问题是保证自己拥有为他们的繁荣所必需的原料来源。此外,为了使德国人民能享有这个繁荣,应当彻底消灭他们的敌人:犹太人、民主政体和‘国际列强’。只要这些敌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还有一点儿残存的势力,它们也将威胁德国人民安然生存。”

至于扩张的步骤,他提到几天后就将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然后将轮到波兰。我们不必考虑那里会有猛烈的抵抗。为了保证以波兰的农产品和煤炭供应德国,德国对波兰的统治是必要的。至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它们当然属于德国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空间。毋庸置疑,波兰的垮台和给予一定的压力将使它们就范。那时,我们就会完全控制它们大量的农业和石油资源。可以说,南斯拉夫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时间节点方面,希特勒提出,以上任务将在1940年以前完成,“到那时,德国将是不可战胜的”。再下一步,“到1940和1941年,德国将一劳永逸地同自己的宿敌——法国进行清算。这个国家将从欧洲的地图上抹掉”。

然而,德国进军布拉格的行动使英国的舆论哗然,也打破了张伯伦以让步维持和平局面的迷梦。英德矛盾急剧尖锐。面临严峻的局势,英国政府意识到一味妥协退让不能使德国放弃侵略,要保持英国的霸权地位,必须适当调整外交战略,加以必要的遏制和对抗。于是,英国对内加强军事力量,对外向德国周边国家提供保障,同法国结盟,与苏联谈判,筑起遏制德国进一步扩张的篱笆,用两线作战的威胁迫使希特勒就范。

为阻止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纳粹德国如何进行多边外交博弈?

英国首相张伯伦在机场对群众挥舞与希特勒签署的和平协定

从希特勒的角度来说,英法两国的步步退让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其扩张的野心。1939年3月15日以后英国态度的变化,不可能使他放弃在3月8日会议上提出的时间表。他要做的,是尽快解决东欧问题,为日后进攻法国创造条件。

3月23日,希特勒亲自乘坐“德意志号”袖珍战斗舰进入梅梅尔,占领了这个已进入立陶宛版图的地区。

该海港城市1252年由“德意志骑士团建立,1422年起进入普鲁士的版图。《凡尔赛条约》签订后,该地被列为协约国的保护地,与德国分离,成为法国占领下的一块保护地。1923年,立陶宛军队攻占该地,法军撤离。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该地的亲纳粹运动也开始高涨,“立陶宛德意志人党”及其文化组织“立陶宛德意志人文化协会”、“基督教社会工人共同体”和“社会民族共同体”等纷纷涌现,并积极活动,鼓吹回归德国,实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理想。

1939年3月20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柏林会见途经的立陶宛外长,要求立方即刻把梅梅尔归还德国,并威胁说,否则“元首就要以闪电般的速度采取行动”。翌日,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通知立方,必须在第二天派遣全权代表乘坐专机来柏林签字,把梅梅尔交还给德国。22日晚间,条约签字。23日下午,希特勒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该地。

为阻止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纳粹德国如何进行多边外交博弈?

希特勒进入梅梅尔

对于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德国的总目标是控制它们。具体可以通过两条途径:一是诱逼它们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使之成为附庸国;二是实行武力侵占。由于控制东欧国家仅仅是希特勒全球战略中一个附加的较小组成部分,因此他的首选是走第一条途径。

1938年10月24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贝希特斯加登会见波兰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要求波兰同意在继续拥有铁路和经济方面便利的基础上,让但泽自由市回归德国,并允许德国建造穿越“波兰走廊”的通道,其中包括一条享有治外法权的公路和一条多轨铁路。德国的交换条件是同意把《德波互不侵犯和谅解宣言》的有效期延长到25年,保证两国边界的稳定,约定“在《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基础上对俄国执行一项共同的政策”。然而,波兰仍然坚持在德苏之间维持“等距离外交”,同时不愿意放弃自己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但泽,因而拒绝了德国的要求,并于11月下旬同苏联签订了改善两国关系的协定。以后德国多次同波兰交涉,甚至答应把苏联乌克兰的一部分地区划给波兰作为补偿,但都没有成功。

1939年3月中下旬德国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和梅梅尔问题后,对波兰形成了北、西、南三面包围之势。此时,日渐升温的但泽地区纳粹活动进一步高涨,纳粹分子蠢蠢欲动,积极准备发动暴乱。波兰政府面对德方的侵略威胁,积极采取防卫措施,宣布征召后备役人员入伍,向但泽附近集中军队,并于3月22日向英国大使建议立即缔结英波协定,规定在遭到第三国进攻的威胁时,双方立即进行协商。3月26日,德国外长约见波兰大使,对波军的调动横加指责,并扬言“波兰对但泽的任何侵略都将被认为是对德国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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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步兵

波兰政府毫不退让,同月28日,波兰外长约见德国大使,宣布如果德国或但泽立法会议改变但泽自由市的现状,就意味着向波兰开战。德波关系急剧恶化。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开始组建遏制德国的包围圈,将波兰视为对德东战线的主体,于1939年3月31日对波兰的独立给予单方面的担保。同年4月6日,英国的单方面担保升格成两国临时互助协定。是日,两国发表《英波会谈公报》,宣布:“双方同意准备着手制订一项永久性互惠协定,以代替目前英王陛下政府对波兰政府的临时性单方面保证。在缔结永久性协定前,贝克先生向英王陛下政府保证,波兰政府认为有义务根据英王陛下政府将给予波兰的临时性保证中的同样条件援助英王陛下政府。”

形势的发展使希特勒决定用武力打败波兰。4月3日,德国发布《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命令》,规定军队要加紧准备,做到“从1939年9月1日起任何时候都可以实施行动计划”。4月11日,正式下达《德国进攻波兰的计划》。计划规定,如果波兰采取威胁德国的态度,“那么德国也许必须不顾现行的对波条约而实行最后的清算。到那时,目标是摧毁波兰的军事力量,使东方的局势符合国防的需要”。计划要求,为了保证胜利,“应该指望并且准备进行突然袭击,伪装的或公开的总动员不会早于进攻的前一天宣布,而将拖到尽可能晚的时刻”。规定陆军的行动目标是消灭波兰陆军,空军则要在最短时间内消灭波兰空军,并“阻碍波兰动员的进行,防止波兰军队实施有计划的战略集结;直接支援陆军,特别是支援越过边界后立即发起攻击的先头部队”。计划强调,要把对波战争局限在波兰境内。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治领导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尽可能孤立波兰”。而从军队来说,“如果能以突然而猛烈的打击开始军事行动并且取得迅速成功,可以更容易地维持波兰的孤立状态”。

同时,希特勒开始向英国施压。4月27日德国政府照会英国政府,指责英国执行“包围”德国的政策,宣布废除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同日,又以波兰同英国缔约是打算在德英发生冲突时“参加对德侵略”为理由,宣布废除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和谅解宣言》。

在当时逐渐展开的英—法—苏、英—德、德—日—意、德—苏四种外交谈判中,德国作为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主动方,为了阻止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积极加入了多边外交博弈,以实现“一次切一片”的如意算盘。

把德日意《反共产国际协定》上升为法西斯军事同盟,以日意两国的军事实力及威慑力牵制敌方,是德国政府推动展开德日意谈判的目的所在。而作为谈判对手的意大利和日本,在谈判中的态度是有区别的。

意大利自慕尼黑会议结束后,对尽快缔结三国法西斯军事同盟就持积极态度。1939年1月1日,意大利政府正式通知德国,同意三国签署军事同盟条约。消息传出后,对英法两国产生很大的威慑力。意大利由此顺利地占有了阿尔巴尼亚。1939年3月德国吞并捷克残存地区后,意大利一度对德国的意图产生怀疑,担心德国可能会进一步向东南欧推进,进入德国曾经承认是意大利势力范围的地区。德国及时地向意大利表示在地中海没有任何目的,即使发生克罗地亚问题,德国也完全不感兴趣。以后,里宾特洛甫又明确地告诉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德国认为意大利在南斯拉夫的利益超过别国,如果南斯拉夫由于国内冲突而分裂的话,愿意让墨索里尼在那里自由行动。希特勒还向意大利大使保证,意大利“无论何时需要德国的支持”,“他将总是无条件地站在意大利的一边”。

然而,从英国发生“外交革命”并向一系列国家提供担保起,墨索里尼又开始担心欧洲战争会在意大利作好准备之前就爆发,因而希望通过意德日三国结成军事同盟来震慑英国,从而推迟战争。5月4日,墨索里尼与齐亚诺商讨有关结盟谈判事宜,他表示,意大利之所以急于结成军事同盟,是希望把欧洲战争推迟到1941年至1942年以后。由于意方的结盟态度坚决,而对日谈判进展缓慢,因此尽管意方明确表示1942年以前不能作战,并且“不准备为但泽丧命”,两国还是在1939年5月22日签署了《德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如果缔约国一方的安全或其他生存利益受到外来威胁,另一方应从政治和外交上给予受威胁的一方全力支持,以消除这一威胁”;“如果违反缔约国双方的意愿和希望而发生缔约国一方陷入与另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战争纠纷,缔约国另一方应立即以盟国的身份以其全部军事力量在地面、海上和空中予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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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与墨索里尼

德日之间的谈判更为艰难。面临德方的结盟建议,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产生意见分歧。外务省和海军等主张同盟条约针对对象只能局限在苏联,认为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后,军事力量陷入中国战场,外交上日趋孤立,不宜再以西方国家为敌,以免失去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和断绝英日贸易。而陆军和外务省里的“革新派”要求接受德国的提议。他们认为,日本只有同德国结成军事同盟,才能摆脱孤立,并以德国的力量牵制苏、英两国,得以在东亚放手行动。经过争论,前一种主张在天皇的支持下占了上风。

而德方的要求则是,条约的针对目标不仅是苏联,也应包括英法两国,同盟义务则应包括政治、外交和军事支援,即要缔结一个目标不限定的军事性同盟条约。由于日方久久不能作出明确答复,1939年1月6日,德方作出些许让步,在坚持条约的针对目标应该包括英法两国的同时,在“军事援助”问题上态度有所软化。此时,由于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动进一步扩大,英法两国表示将捍卫在华利益,不承认日本的行动。

英日矛盾的激化使日本对三国军事同盟的态度有所改变。1月19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外相提出的建议:同意条约的针对目标包括英法两国,但“军事援助”将视形势而定,并且要声明条约仅仅是《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扩大。德国不同意日方的这两个保留条件,谈判再次搁浅。1939年年中,随着英法苏谈判的展开,日本政府害怕自己会处于孤立状态,5月14日,平沼首相致函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表示“即使德国遭到苏联以外的一个或数个国家的攻击,日本也决定提供政治、经济援助与军事支援”。但日方同时提出了保留条件,即由于“准备不足”,不能在德国与西方发生冲突时立即提供军事支援,也不愿意自动成为冲突的交战方。对德国来说,同意日本的保留条件就会大大降低同盟的威慑作用,“认为不签条约也比签订不理想的条约好”。《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德日谈判基本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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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绘制的德日意三国结盟宣传画,上方分别为希特勒、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麿及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肖像。

对英关系仍然是希特勒关注的重点。1939年5月23日,他在柏林新总理府元首办公室举行高级军事会议,出席者包括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等军方高层人士。希特勒在会上表达了进攻波兰的决心,强调“波兰不是新的敌人,波兰将永远站在我们的敌人一边。尽管签署了友好条约,波兰内心始终企图利用每一个时机来反对我们。但泽不是主要目标。对我们来说,主要问题是扩大在东方的生存空间,确保粮食供应,以及解决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因此,不存在保护波兰的问题,我们只有一个决定:一有合适的时机就进攻波兰。我们不能期望重演捷克事件。将进行战争”。

他在会上花了更多的时间分析日后将同英国展开的战争,详细剖析了英国所拥有的优势和弱点,以及德方可以采用的破解之策。然而在谈到德国进攻波兰时,希特勒强调:“根本问题是:同波兰的冲突只有当西方置身局外时才能取得胜利。”因此,“任务是孤立波兰。能否把它孤立具有决定性意义”,“元首保留发动攻击的最后决定权。决不能同时与西方摊牌”。

为了达到中立英国的目的,德国从1939年6月起,多次派人与英方接洽。6月,德国四年计划办事处督察赫尔穆特·沃尔塔特与英国首相的首席工业顾问霍拉斯·威尔逊接触,尝试了解彼此的真实意图。

7月初,当德苏谈判搁浅而英法苏谈判在解决保障波罗的海诸国问题上有所进展时,里宾特洛甫通过私人秘书科尔特,两次向英方发出信息:如果英国在但泽问题上向德国让步,并停止英法苏谈判,“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德国将出现一种彻底改变了的局面,将会打开一条通向和平与谅解的道路”。7月13日,德国宣传部新闻司英文组组长迈斯纳向英国驻德使馆人员透露,称希特勒正在认真地考虑“在最近期内作出一种重大的和平表示”,要求召开一个德、英、法、意、美、日首脑会议,找出平静地清除《凡尔赛条约》所剩余的问题和裁军问题的途径。同月17日,沃尔塔特以国际捕鲸会议代表的身份,再次出现在伦敦,并在以后的四天时间里,分别与威尔逊、英国商务大臣哈德逊、张伯伦的顾问鲍尔等举行了四次会谈。在这一轮秘密谈判中,双方讨论了由威尔逊提出的包括政治、军事和经济条款在内的“最广泛协定”——《德英合作纲领》。英方希望通过此类协定,在非关键的地方再对德国作出较大让步,包括归还原德属殖民地,“由德方整顿东欧和东南欧财政状况”,向德国贷款10亿英镑以克服裁军后的经济困难,允许德国以和平协商手段取得但泽,以此换取德国放弃在欧洲的进一步扩张。德国侵占波兰的决心已定,故力图把拟议中的协定变成阻止英国援助波兰等第三国的互不侵犯条约。双方利益和战略意图的差异使得第二次慕尼黑会议难以重演。

苏联长期以来是纳粹德国宣传上的攻击对象,然而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尤其是1939年,其地位陡然上升,拥有了足以影响希特勒的扩张计划能否顺利推行的资本。如果说英国的态度能够影响到德国能否再次实现“一次切一片”的如意算盘,那么,能否中立苏联,则牵涉到德国能否在攻打波兰乃至法国时,避免“两线作战”的梦魇了。

然而,希特勒并未过早地渲染德苏之间缔约的可能性。长期以来的反共反苏宣传,形成了一定的惯性,过急的转弯会影响纳粹政权的内外形象。此外,还有其他的现实考虑。第一,同苏联缔约将会断绝与英法两国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既不能达到孤立波兰的目的,也会在多边谈判中失去主动权和回旋余地。第二,同苏联缔约将会破坏德日谈判,不能达到牵制英法的目的。因此,在慕尼黑会议后的一段时间里,希特勒并没有放弃反苏宣传。1938年12月,在德国操纵下,一个所谓的乌克兰国民会议在乌兹霍罗德开会,要求建立一个拥有4500万人口的“大乌克兰”。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在讲话中仍然诬蔑苏联是一个“恶魔式的幽灵”,是“对世界和平与文化的一种威胁”。在这段时间里,德苏两国之间有过一些接触,但是谈判内容的起点很低,基本上停留在经济与贸易问题上。

1939年3月,德国开始向苏联发出信息,使其不至于误解德方的意图。当月中旬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残存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把东端的卢西尼亚给了匈牙利,以此向苏联表明不打算东进夺取乌克兰。同时,纳粹报刊一反常态,把反苏语调降低了一个音阶。1939年4月1日和28日,希特勒先后在威廉港和国会发表演说,都收起了惯常的反共叫嚣,把激烈的抨击火力转向英国。4月17日,苏联方面开始作出反应。苏联驻德大使以询问斯科达兵工厂的订货问题为由,前往德国外交部会见德方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两人的谈话从经济问题入手,逐渐伸向政治问题。

苏联大使表示: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几乎没有影响苏联同意大利的关系,也不会成为苏德关系的绊脚石;对苏联来说,不存在不能与德国在正常基础上相处的理由,而且由此出发,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好。5月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易人,犹太人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离职,由人民委员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兼任。5月14日,莫洛托夫正式向英法两国提出建议,催促两国赶紧下决心缔结反侵略同盟。5月20日,他又接见德国大使舒伦堡。后者向苏方表示:德国政策的主要路线是不能变的,“我们要继续推行我们的东亚政策”,然而,“这个政策压根儿不是针对苏联的”。莫洛托夫则在谈到两国经济谈判进行得不顺利时,表示只有建立起必要的“政治基础”,才能使经济合作顺利进行。当舒伦堡追问“政治基础的建立作何解释”时,莫洛托夫含蓄地说,“这是双方政府都应该考虑的事”,不作明确表示。

苏联的这种态度,使德国担心“英俄条约谈判可能很快就要以某种形式取得满意的结果”。于是5月26日,里宾特洛甫给舒伦堡发了一封1400字的指示电,要他明确告诉莫洛托夫,德国政府认为“在德国和苏联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对外政策上的实际利害冲突”,“使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对外政治关系稳定并正常化的时候已经到来”。为了取得苏联的信任,德国作出了两项保证:一、“向乌克兰扩张的任何企图是同我们的想法完全不相容的”;二、德波问题“不管将怎样解决,我们对俄国的利益将给予尽可能多的考虑”。但是苏联对此没有积极响应,结果德苏谈判在6—7月停顿了近两个月。

7月25日,英法两国同意和苏联举行军事谈判,而德国实施《白色方案》的时间也日益迫近,德国为了尽快同苏联签订相关条约,再次主动向苏联作出重大让步。7月26日,德方向苏联代办提交一份两国合作计划,并保证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和远东的整个领域内”尊重苏联的利益。8月,随着侵波战争的逼近,德国的态度越来越急切。3日,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亲自给驻苏大使舒伦堡发出标志为“机密—特急”的电报,表示如果苏联政府愿意合作的话,他将随时准备亲自参加谈判。14日,里宾特洛甫指示舒伦堡转告莫洛托夫,战争可能很快到来,他准备亲自到苏联去澄清两国关系。20日晚,希特勒迫不及待地亲自致电斯大林,要求允许里宾特洛甫立即访苏。

8月23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共七款,其主要内容为: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进行任何武力行动、任何侵略行为或者任何攻击;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为的对象,缔约另一方将不给予该第三国任何支持;缔约双方政府今后将彼此保持联系,以便对它们共同利益有关的问题交换情报,进行协商;缔约双方都不加入直接或间接旨在反对另一方的国家集团;如果缔约双方间在某种问题上或其他问题上发生分歧或抵触时,缔约双方应当只通过和平方法友好地交换意见,或者必要时设立调解委员会,以便解决这些争端或抵触;条约的有效期为十年,并可自动延长五年。在附加的秘密议定书中,双方划分了各自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在波罗的海国家地区,“立陶宛的北部疆界将成为德国和苏联势力范围的界限”;在波兰,“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将大体上以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为界;在东南欧方向,苏联关心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方宣布它在政治上对该地区完全没有利害关系”。

为阻止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纳粹德国如何进行多边外交博弈?

1939年8月23日签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终结了1939年的大国外交博弈。

作者简介:

郑寅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

陈旸,历史学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研究员。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郑寅达和中国德国史研究新锐陈旸的一部力作。作者突破了“兴亡史”的旧框架,并没有止步于论述第三帝国兴起、扩张、覆灭的过程,而是关注其改造和运行的内在逻辑,深入剖解第三帝国政治、经济、文教、种族、社会、军事等各方面体制特点及成因。全书既呈现了历史大势下普通人的生存境况,也从体制层面探寻了第三帝国历史走向的必然性,为反思第三帝国贡献了东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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